1939年4月的一天，春暖花开，蜂飞蝶舞，正是采茶、制茶的大忙季节。

闲不住的张天福，花几天时间到乡下几个山岩走了一趟，指导茶农制茶，以提高茶叶品质。三十挂零的他，回到场里刚刚坐下，绿衣邮差（邮递员），送来《中央日报》。

“看看，有什么消息了。”张天福自言自语道。

映入眼里的是一则《国民政府将在重庆召开全国生产会议》的消息。张天福粗粗一看，以为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报道，不值得大惊小怪。

再一瞧，这则新闻实际上是个会议通知，讲了会议报到的时间、地点，还有参加会议的名单。

看呀看，张天福不禁大吃一惊，每界一名的代表名单中，竟然有自己的名字。

中国之大，人口之多，难道还有一个叫“张天福”的人吗？

报纸上明明写道，那张天福是茶业界的代表，而且是茶业界的唯一代表。确凿无疑，“彼”张天福，就是“我”张天福。

张天福在茶界的科研、教育的卓越成就，得到了人们的公认，但是，是谁，是哪个组织推荐他作代表，60多年后的今天，仍然不知道这个“谜底”。

不几日，改进处派人来办交接手续。

匆匆启程的张天福坐汽车去广西桂林，拐个弯坐飞机到陪都——四川重庆。

祖国美丽的河山在敌人的铁蹄下遭受蹂躏，作为一个中国人——茶业界唯一的代表张天福，想得很多很多。在报纸上发出会议通知，公布代表名单，大概是战时特殊的破例吧。

总之，张天福心里很不踏实，不知召开的会议要讨论什么。

到了重庆，全国生产会议还没有那么快开，张天福想到，两位老师就在陪都，应该去拜望一下。

另一位是实验所副所长沈宗翰先生。他早年毕业于北京农业学校，后赴美国求学，获纽约的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。1927年回国后任教于金陵大学，主要是教授农艺方面的课程，对张天福有很好的印象。

沈宗翰先生见到张天福很高兴，聊了一阵子之后他说：“你今天离开了福建，会议结束后，也不必回去了。”

“那——”沈老师突然提出这件事，让张天福没有一点思想准备。

“来，来我们中央农业实验所搞研究工作。”